2.东盟主要经济体贸易结构高度一致，同质性加大了系统性风险

　　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20世纪90年代起，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限制了东盟内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同时，经济结构过于类似、关键行业过于集中也加大了整个地区的系统性风险。

　　3.其他非经济因素对地区局势和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首先，由于历史原因，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军队地位长期特殊，军队利益长期独立，实际指挥权长期游离，军队“国有化”不完全或未进行，军事力量干预政治导致政权更迭、政策中断、国际环境恶化的情况屡见不鲜。其次，美国学界认为在东南亚活动的恐怖主义组织一共有30个，柬埔寨3个，印尼7个，马来西亚8个，菲律宾10个，新加坡1个，越南1个。扣除重复计算，保守估计有18个。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人数虽少，但组织严密，破坏力强，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蔓延恐慌情绪，还会在国家经济、金融多个层面产生连锁反应，形成长期影响。再有，严重自然灾害、禽流感疫情等也是东盟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中的重大负面影响因素。

　　重要国家的市场环境和国家风险分析

　　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并不同步，贸易投资环境也差别明显。例如单从经济方面来说，新加坡产业结构具有发达国家特征;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文莱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比较合理;越南、老挝、缅甸与柬埔寨则仍属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不发达国家，工业体系尚不健全。因此，对于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而言，进入东盟市场时，还需要具体、深入了解目标国别的市场环境，区别应对不同国家的国家风险。

　　一、新加坡

　　新加坡是中国第二大对外承包工程市场和第一大劳务输出市场，这个市场已经相当成熟。目前，中国在新加坡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房屋建筑、地铁工程、海港工程、道路、机场建设等领域。新加坡政局稳定，经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民素质高，治安状况良好，行政管理有序。新加坡政治风险很低，因战争、动乱、政府违约、征收及国有化、汇兑限制等因素导致工程承包被迫中断或成本收益出现异常变动的可能性相当小。经济方面，新加坡的政策连续性较有保障，不过，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性较强，易受国际市场价格和外部需求变化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其制造业主要出口市场发达国家和服务业主要出口市场东盟国家的影响，经济增长缺乏弹性。此外，新加坡腹地狭小，自然资源缺乏，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自身市场相当有限。总体来看，新加坡国家风险水平很低，且中国企业在新开展业务具有地理、习俗、语言方面的有利条件，企业在该市场上可主要关注商业环节的风险因素。

　　二、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也是中国重要的海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市场。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健全，当前局势比较稳定，政策连续性较好，与周边地区的合作较为密切，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没有直接的国际冲突和外来干预隐患。马来西亚的国家风险主要在于：政局稳定受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很大，而政局不稳将直接影响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产业结构严重向以国际市场为主导的电子、机电类产业部门倾斜，由此导致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对外源性冲击的抵御能力不足;外汇管理方面，马来西亚对投资资本、利润、利息的流动没有限制，但对资本项目、贸易汇兑和货币兑换实行严格限制;此外，尽管马来西亚非常重视发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但因其国内华人比例较高，马来西亚对中国经济影响在国内的扩张仍持有一定的戒心，严格限制中国派驻的工作人员及技术劳务人员的人数，中国人员较难获得工作许可证。

　　三、菲律宾

　　菲律宾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教育程度良好、且具备英语语言能力的廉价劳动力是显著的比较优势。政府对劳动力规范管理，就业法规严格。不过，除了拥有资源及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外，菲律宾在东南亚地区属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相对较高的国家。第一，长期以来，执政当局的权力基础及治国能力均处于弱势，缺乏有主导能力的政治力量。派别斗争、宗教矛盾、地区分裂以及恐怖活动对经济环境的稳定、经济政策的连续均造成负面影响，系统风险显著。第二，经济发展依赖于国外资本和援助，政府受困于债务及赤字，财政支出捉襟见肘，可投入建设的资金很少，在投资项目中获得政府配套资金的可能性较小，且税收负担趋于加重。第三，公共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薄弱，交通运输设施多年失修，严重老化，电力部门改革滞后，电价高且时常断电，严重制约了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第四，腐败问题突出，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法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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