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9年为例：我国四种级别企业的数量比例分别为：一级5%，二级15.8%，三级39.2%，四级40.0%，形成了大公司不大不强，小公司不小不专的局面。具有一级总承包资质的企业过多，导致在总承包管理这一平台上过度竞争，管理水平较低，而日、美两国的特大型企业比例一般在1%以下。

　　其四，非市场因素干预多，二级分包市场有待形成。国际大承包商一般不具有自己的施工队伍，总承包之后可能将大部分工程的不同专业分包给专业分包商。而我国规定：具有总承包能力的企业在取得总承包任务之后，至少结构工程要独立完成，不能分包。这种规定是对我国大型建筑企业开展施工总承包管理，尽快占领国际市场的制约。另外，国内大型建筑公司，分包项目往往仅限于集团下属的二级公司，内部进行行政干预、保护、也是制约总承包市场的一个不利因素。 　　其五，业主行为的影响。在我国目前体制下，业主类型较多，由于业主的建设目的不同，对建筑法、投招标法的运用理解有所不同。有些业主为避开有关法规的限制，把大工程解肢，进行分块，分段招标，这种情况很不利于开展工程总承包管理。 　　其六，重视项目法施工，忽视高层次总承包管理。项目法施工的实践，在降低成本、提高工程质量、缩短建设工期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实践证明，当大企业在进行大型工程的总承包管理时，与单体的项目经理部管理方式完全不同。由于一些大型企业对总承包管理模式学习、实践不够，忽视总承包管理研究，对国际承包商的惯例不了解，对总包与分包的责权管理不清楚，导致企业在竞争中失败。然后，只能去做外国承包商的二包，甚至三包。

　　其七，对国际总承包管理模式、惯例及法规研究不够。90年代初期我国引入FIDIC条款，以及欧洲采用的建筑师负责制，使我国建筑企业对国际承包管理的通用作法有了了解，并在国内一些大型重点工程上应用，如：国家大剧院工程、上海金茂大厦工程，首都国际机场工程，北京东方广场工程，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工程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面对加入WTO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对CM模式、NC模式、BOT模式、PFI模式了解很少，这对我国大企业面对国外承包商的竞争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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